中国农村教育当下及今后很长一段时间的核心聚焦应是致力于弱者、底层和穷人等处境不利人群的教育改进

　　农村教育必须澄清的三个误区：弱者教育绝不等于“弱质”教育;底层教育绝不等同于“底端”教育;穷人教育绝不等同于“贫穷”教育

　　农村学校需要从根本上改变“同情话语”与“帮扶思路”下的发展模式，要成为乡土社会中的文化“故宫”和“子宫”

　　中国农村社会中的每一个孩子，都和散落在这个星球不同土地上的其他年轻生命个体一样，正在经历着全球化、民族国家变革、公共社会变迁以及科技革命等因素带来的生命震撼，同样也感受着来自日常微观生活和内心微小世界的生命律动。在生命震撼与生命律动之间，每一个中国农村孩子都应在公平的教育环境和均等的教育机会中感受到成功的喜悦、蝶变的快乐、成长的阵痛和人生的丰富。

　　这是一个美好的远景。伴随着中国新型城镇化的加速推进和中国教育事业的蓬勃发展，城乡教育的差距在拉大是不争的事实，农村教育变成整个教育体系中的最薄弱环节，也是当前中国全民教育工作最核心的部分。

　　在直面未来中国的基础上，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中国农村教育?

　　笔者主持了国家社科基金课题《中国城镇化进程中西部底层孩子们阶层再生产发生的日常机制及策略干预研究》。在展开全国大样本调研基础上，笔者深入中国西部农业县展开长时间的田野工作和追踪研究，深切地感受到：中国农村教育当下及今后很长一段时间的核心聚焦应是致力于弱者、底层和穷人等处境不利人群的教育改进。

　　农村教育发展将是一场艰苦的拉力赛

　　今年是《达喀尔行动计划》推进实现全民教育6项15年工作目标的最后一年。15年间，各国政府和组织在扩大、改善幼儿保育和教育，普及初等教育，青年和成人的求学需求，成人扫盲，性别平等六项具体目标方面取得了不俗成绩，但这项旨在实现社会公平、促进社会流动和保证个体权利的全民教育工作依然任重而道远：

　　预计到2015年年底，全球失学儿童仍有1.15亿人;有72个国家依然无法将成人文盲率降低一半;113个在10年前尚未实现中小学两性平等目标的国家中，仅有18个国家可能在2015年实现目标;58个国家将依然无法实现普及初等教育的目标;若要实现初等教育普及，全球小学教师缺口达1800万;全球入学率增长的背后依然隐藏着城乡之间巨大的机会差异;贫困、土著、残疾、少数族裔群体的儿童以及生活在贫民窟和农村地区的儿童，将依然难以摆脱一贯的弱势地位而获得公平的发展机会;非正规教育依然是最贫穷国家弱势青年和成人的主要求学途径。

　　198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颁布，明确规定并有步骤地普及九年义务教育，中国农村教育取得长足进步，仅用25年的时间，就创造出全面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和扫除青壮年文盲的发展奇迹。不得不说，这是中国农村教育发展的奇迹，也是全球全民教育发展的奇迹。

　　在普及意义上的规模优先发展阶段，中国农村教育已经取得战略性成就，以内涵为特征的质量优先和以结构为特征的公平优先，将是中国农村教育快速驶入的新常态——双优先发展阶段。

　　在双优先阶段，中国农村教育发展将面临深层次困难：如何全面提升中国农村教育质量和缩小中国城乡教育差距以促进中国教育公平正义;如何深化中国农村教育综合改革和推进中国教育领域制度创新以实现中国农村教育治理现代化;如何直面中国农村教育重大问题和扎根中国实际，展开针对性探索，改变西方理论“水土不服”、中国理论又“青黄不接”的农村教育学术研究现状。

　　鉴于此，未来中国农村教育的重点需要致力于服务于弱者、底层和穷人等处境不利人群的教育改进：一方面，向数年来为全球全民教育发展事业做出贡献的各国先辈们致敬，向正在为全球全民教育发展事业奉献力量的各国同仁们致敬;另一方面，向那些共处同一片蓝天下却因各种原因而无法获得基本受教育权利、无法平等分享优质教育资源的孩子们表达歉意。

　　我们深知：中国农村教育发展将会是一场关系人类未来自身发展的艰苦拉力赛，同时还是一项考验民族智慧的勇敢者事业，这尤其需要动员中国农村教育的每一份力量。

　　农村教育要侧重对弱者、底层和穷人提供公共教育服务

　　我们所理解的农村教育在全民教育的理论框架下需要强调四点突破：一是需要破除传统的地域空间形态，农村教育绝不只是布局于乡村社会中的教育空间概念;二是需要破除传统的服务群体形态，农村教育绝不只是服务于农业户籍人口的教育群体概念;三是需要突破传统的服务对象形态，农村教育绝不只是单项服务于农村社会发展的教育对象概念;四是需要突破传统的学校教育形态，农村教育绝不只是局限于学校教育，更不只是局限于农村基础教育段学校教育概念。

　　中国农村教育需要进一步明确侧重于对弱者、底层和穷人的公共教育服务，进而实现当下中国农村教育更多关注处境不利人群教育改进的核心精神和本质所指：

　　其一，农村教育是服务于弱者的教育，但绝不等同于“弱质”的教育。隐藏在中国农村教育发展背后日益膨胀的“教育城镇化”冲动和“复制城市教育”举动可以休矣，因为城市教育的卓越性来源于这种教育形态之于城市的适契性，而非之于农村教育的天然优越性，农村教育需要展开独立而本真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进而形成农村教育之于帮扶弱者的独特有效性，这才是评价农村教育优劣的核心标准;

　　其二，农村教育是服务于底层的教育，但绝不等同于“底端”的教育。中国农村教育需要接地气，但绝不能将接地气作庸俗化理解，农村教育要获得社会真正的尊重和欣赏，更需要超越气质、高贵的品格追求和高质的学术内涵;

　　其三，农村教育是服务于穷人的教育，但绝不等同于“贫穷”的教育。中国农村教育确实需要更多的倾斜和补偿，但这绝不是施舍和化缘的逻辑，也绝不只限于在现有教育制度和分配结构内获得经费、师资、设备的增量型照顾，何况相比于多年的农村教育亏欠而言，这种照顾实在是杯水车薪。农村教育需要“脱贫”，其核心策略是通过制度设计和治理改革，变“输血体系”为“造血系统”。

　　农村教育亟待改善的实践目标

　　一、帮助农村孩子实现社会期待的阶层上升流动

　　农村孩子面向未来的每一种可能性是否被尊重，源于当下的我们是否敢于接受未来。我们相信每一个农村孩子的成长都拥有无限的可能性，在未来社会每一种可能性在未萌芽状态时都理应获得悉心呵护：

　　健全和完善的入学制度改革，理应让每一个农村孩子都能获得公平的入学机会，理应让每一个农村孩子能够获得与其才华相匹配的教育晋升;最好的学习环境标准是农村孩子“乐学其中”;要让学习成为农村孩子真正强大有力的“武器”和“铠甲”。

　　努力奋斗的农村孩子理应拥有令人羡慕的前景。仅仅因农村孩子先天所处不利的地缘空间和家庭环境，就注定要在“阶层上升流动通道”和“个体成就实现”上受到不公平的制度性阻滞，这是对人类共同体一种“可能性”的被剥夺。制度的设计与改进，是努力将梦想播种农门，是希望农门放飞梦想。

　　二、使农村教师实现个体生命与职业理想、生活质量的结构提升与内在圆融

　　作为农村孩子通往外在世界的桥梁和观望未来社会的镜子——农村教师理应拥有体面和受尊重的生活。农村教师在日常工作、生活中面临着精神和物质的多重困难：一方面，他们是乡土社会中国家和知识的代言人，是村落空间中的道义和良心，是农村孩子走向外在世界的桥梁和睁眼观望未来社会的镜子，然而他们的声誉和尊严却屡屡受到侵犯和侮辱，社会地位每况愈下;另一方面，他们的物质收益依然远远低于他们的实际付出，特别是在农村社会阶层分化和产业加速转型后的今天，他们理应获得知识所带来的回报。

　　多管齐下让农村教师职业“香”起来。农村教师队伍普遍存在引不来、留不住、干不好和无发展的尴尬现实，这皆源于农村教师职业吸引力不足。我们计划从社会认可、职业提供、个人偏好、空间社会特质四个方面予以积极改善，让农村教师职业“香”起来。

　　统筹治理让农村教师职业真正“活”起来。要真正实现农村教师的素质提高，需要根本改变当前的农村教师培训模式，采取措施实现农村教师从“要我学”到“我要学”的观念革命，这亟待破解三重矛盾：即引不来与出不去的矛盾;流动快与流不动的矛盾;干得好与无发展矛盾，通过职业淘汰、岗位竞争、专业晋升和奖励待遇，破解农村教师知识更新率低、职业信仰怠倦等负面因素，让农村教师职业真正“活”起来。

　　三、使农村学校成为“乡愁”的承载与文化的“子宫”

　　农村学校需要从根本上改变“同情话语”与“帮扶思路”下的教育发展模式。鉴于此，农村教育应该明确拒绝以下思路：将农村学校简单片面地剥离出村落社会，以实现农村教育的城市化办学;将农村学校的使命简单理解为乡土社会中城市学校的复制品;农村学校只有在与城市学校同等的以“城市教育话语体系”为本位的竞争下获得成功才具有意义。我们呼吁通过制度改革、机会分配、观念革命，实现农村学校真正意义上的质量提升和特色发展。

　　农村学校要成乡土社会中的文化“故宫”和“子宫”。硬件资源配置渐趋标准化了之后的中国农村学校发展亟待反思，当它们如果被平移到城市，它们是否还保有几分和城市学校不一样的、能够承载着“乡愁”的软实力?是否能够在乡村中真正承担起文化“故宫”和文化“子宫”的功能?

　　四、实现对农村教育的差异性补偿与治理创新

　　公共治理结构上需要形成突破。实现机制创新和制度突破，构建常规性的中国农村教育差异性补偿机制，提高农村教育相关主体参与决策和影响决策的谈判运事能力，彻底摈弃“代位型”和“缺位型”的涉农制度设计模式。

　　突破农村教育管制思路的路径羁绊。以合理的回报机制、参与式的公共治理、透明的监管机制作为保障，充分调动各项社会资源促成农村教育发展“造血系统”的建设。

　　努力提高农村教育公共治理绩效。通过对真实数据的动态监测、“成本-收益”的绩效评估，形成对农村教育单项政策、投入等要素系统的及时跟踪、反馈、调试与预测。

　　五、让全社会形成对农村教育的独立尊重与欣赏

　　使农村教育具有独立和深刻的思想品味与学术内涵。以陶行知、晏阳初、梁漱溟等为代表的老一辈研究者和实践者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深入各地乡村开展教育实验和社会实践，他们留下的精神财富和实践资源，至今仍不断激励着作为后辈的我们在血脉相承中存放信仰，开拓奋进。我们不禁要问，百年后、千年后，当我们的后辈反观今时，我们能给他们留点什么?

　　我们需要直面重大农村教育问题，扎根基层展开实证研究，形成富有中国本土立场的教育理论，改变西方理论“套裁”中国实践的现状，形成富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农村教育理论和话语体系。

　　农村教育内在的期待与呼吁

　　在国际合作层面，亟待从四个方面与国际社会展开良性互动：一是富有成效的国际经验交流与具有深度的国际学术对话;二是能够真正明显实现农村教育发展、加速实现弱者、底层和穷人教育改进的国际帮扶与援助，既可以是受助，也可以是他助;三是参与国际相关组织富有意义和价值、且合理合法的国际合作项目。

　　在国家政策层面，呼吁政府在政策层面上予以更广泛和深入的支持：一是对中国农村教育发展的政策帮助和支持;二是积极支持多元主体参与到国家农村教育政策研发、项目实施、过程督导和结果监测的整个环节;三是积极支持中国农村教育参与到国际农村教育分工—合作体系之中，建立能够代表中国声音的多边农村教育国际合作组织。

　　在社会系统层面，中国农村教育渴望得到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一方面，希望能够给农村教育工作营造一个适度宽松的舆论环境;另一方面，需要更多的社会公众和组织能够热爱农村教育，特别是中国农村教育，愿意用实际行动改善弱者、底层和穷人不利处境，并提供帮助，当然这种帮助不仅仅是经济捐助。

　　在个体支持层面，需要从舆论上唤起更多爱心人士的支持，哪怕这种支持仅仅只是您无意间看到了这份有温度的报告，进而偶尔向您的同伴提及。